此次在西安、平遥两地的历史行走,使我不仅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书本中所提到的历史细节,更收获了对于层累历史、文化建筑的反思和体会。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馆充分展示着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区域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史君墓石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把我拉进了曾阅读过的字里行间。而在历史藏品之外,西安这座城市本身同样也吸引着我的关注,这座八街九陌的城市给了我与江南地区很大的反差感。我拿着西安古地图,不禁感到疑惑:为什么会没有人细致地研究属于这座城市的城市史呢?可能很久之后,当车水马龙和烟火小巷之间不那么和谐与平衡的时候,也许是历史学家、也许不是历史学家的人会尝试着给大家呈现出一些东西,一些属于这座城市的东西。
平遥古城城墙的保存情况尚好,隔着女墙可以俯视整个平遥古城的街道。县衙的兴修痕迹有点重,除去数个房间里所藏的一些文物,很少再有令人愿意反复品读的历史细节。文庙的情况可能更“糟”,大量未经保护和整理的石碑和扫把一起被扔在潦草的警戒线里,略显杂乱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陈旭麓先生曾经说过:“个人的生命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如果把这地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中,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借用这句更多是在阐发“教育”意义的话,应当更主动地试着把个人这滴水投入到田野的泥土之中,去发现历史与现实之间许多不为人知却又意味深长的角落。
这次田野考察我们从江南来到西北,见证不一样风土人情与地理物候。当拿着清代西安城的地图与当下一一对照并在现实中寻找时,过去的历史就更加鲜活的呈现在面前。当我们用脚步丈量西安与平遥两座古城之时,这样的体会也就更加强烈。从府城到县城,站在两城的城墙上,走在两城的街角旮旯之中,其所得所感也完全不同。这种体会既丰富了书本之上的知识,也是在书本之中难以感受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开始学会用历史学的视野去审视一系列文旅资源,学会去辨别层累与制造的历史,学会从与当地人的交谈之中了解人们记忆之中的历史。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在平遥,我们都从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了解到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一草一木,关乎生民休戚的微观历史,而这些微观历史中,展现出的却是更大范围与背景的宏大历史。当这些切身感受、亲耳听闻与所学的知识相结合,使得我们能够在田野中感受古代、行于当代、识贯古今。这是这次考察最大的收获与财富。
回忆起西安的考察经历,首先想到的依然会是当地的酷暑高温,以及洒金桥、博物馆与城墙之上游客的熙攘嘈杂。即便如此,在看到史君墓石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字碑等等“久闻大名”的历史文物时,多少会产生一种兴奋与亲切之情。一年之前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课上,老师就曾经详细分析过史君墓的石椁以及墓葬的形制。身为粟特人的史君,最后被葬在中国式且规格甚高的石椁当中;石椁又被安置在具有北朝特点的砖室墓,这些无不反映着粟特人在中国定居之后对于中国文化习俗的接受与融合。老师当时特别提到,史君墓现在保存于西安的一座博物馆当中,这让我在当时产生了有机会一定要看到实物的想法。当我真的看到实物的时候,却又总觉得并不够尽兴。西安博物馆没有展示,甚至是提到石椁外围的砖室墓形制(好在之后的行程当中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弥补了这一缺憾);史君墓旁边的展板也仅是简单介绍了石椁上面的花纹“具有西域特色”,似乎并不能引导我去思考更多书本之外的问题。
由此引申下去,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是,面向公众的历史知识意味着什么。博物馆本身代表了一种公众历史知识的媒介,可问题在于,我们一路看到的众多博物馆、陈列室,其文物展板上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在历史学人看起来很“低级”的错误:标点格式不统一、繁简字转换错误频频、古籍引用不符合规范……这样的博物馆陈列,似乎是为了满足游客猎奇、朝圣与访古的心理,唯独难以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知识。那么公众历史知识就不值得重视了吗?我想也并非如此。这是一种纪念碑式的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面向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代。我想,这或许是走出象牙塔的另一种形式。随着田野考察经历的增多,或许将更加有助于自己去考察公众历史记忆的形成,并对于文化记忆、记忆之场等等问题有更多的认识。
在本次考察中,第一天我们集中参观了三个博物馆,对西安城的历史源流、重要出土文物、碑刻与西市的发展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古都西安在不同历史时期选址不一、面积相异,现代尺度与传统尺度其当代城市规划中并存。如今西安城市的核心区域在明西安府城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而这一面积仅为隋唐长安城的十分之一左右。唐朝对外政策的包容开放和长安与丝绸之路交汇的地理位置,让不同民族、信仰的人群在此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痕迹。如史君墓石椁上的粟特商队,以及融有基督教与儒释道文化且兼刻叙利亚文与汉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在西安最后一日的主题为“陵墓”。首先我们跟随一位北大考古出身的老师探索了汉景帝与其皇后王氏所葬的汉阳陵,并了解到汉人生死观念的转变、坟丘内外部的构造与其象征意义、随葬品陶俑的不同种类等内容。之后,我们依次到达乾陵的陪葬墓与主陵。前者有永泰公主墓与懿德太子墓,两所墓室构造相似,墓顶东西方向绘有日与月的壁画,最顶端则是以白色颜料勾勒出的繁星,极富审美价值。相较陪葬陵,主陵更显巍峨大气。阙楼门前的“无字碑”与述圣纪碑矗立左右,而经张沛考证,乾陵仿照皇城建制,左侧“无字碑”可能为“祖”,右侧《述圣记》刻石可能为“社”。或许可以说,这一观点修正了“武后任凭后人评说而设‘无字碑’”的流行说法。之后,同学们直达平遥古城。平遥城兼采风水原理和地理知识,使该城构造形似乌龟,以底部埋有金库的市楼作为核心。城内的镖局、票号展现了晋商在明清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县衙体现着政府的管理与活动情况,古城墙则映射了自身从北周到明清的拓建历程。
本次考察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和张凯悦老师与冯俞颖同学的一次夜游。在游人如织的大唐芙蓉园失望而归后,我们在地铁站地图上偶然瞥见名为“教场门”的街道,正好遇到回酒店的张老师,于是我们三人一同前往探寻,对照着光绪十九年西安城地图试图找寻历经巨大变迁后的现代西安城市街巷中的历史痕迹。这次夜游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行走历史”的真正含义,真正了解城市承载的文化与历史的途径不在博物馆,不在景区,而是在城市街坊小巷寻常百姓的口中,在旧街老屋不会说话的布局与结构中。我们酒店所在洒金桥街道地名并未产生变动,在对比路径后发现从繁华的洒金桥拐入一条中间有明显弯折的小巷子便是曾经的马神庙巷,今为劳武巷,巷口的马神庙已经不在,但是此处依然是回民聚居的区域。巷尾通向教场门,曾经的抚标教场如今已经是陕西各大政府部门的家属院所在,没有几乎路灯的小巷子为黑暗笼罩,只有时不时路过的商贩与端坐的门卫大爷还在见证今天教场的烟火气息,颇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教场南部是永丰仓,四周由四巷环绕,呈现相对独立的街区单元,这样优良的街区如今为永丰公寓,周边依旧是回民的聚居区。静谧的街巷与喧闹的洒金桥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这头是旅游的幻梦,那头是奔波的生活。
此次在陕西西安与山西平遥进行的田野考察过程中,汉阳陵博物馆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帝陵之外,伴随着老师的讲解,我们在了解汉代同茔异穴的葬制与汉阳陵的结构布局之后,步入博物馆的地下展厅,通过玻璃幕墙或甬道,从各个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各个遗址坑道内的生活明器、陶塑动物与人俑。虽然大多陶俑原本的木制胳膊和代表其身份等级的丝、棉、麻等不同材质的服饰已经腐朽不见,只剩下裸露的躯体,但其庞大的数量仍然给予观者强大的视觉震撼。刻有“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纹样的瓦当则呈现汉人对生活与生命的期许。除此之外,在汉朝“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的影响下,汉代各级官员的印信也作为景帝时期官制体系的象征被埋入随葬坑。置身于苍凉雄浑的古帝陵之中,我得以超越文字与图片,更直观的体会与感受汉王朝的政治制度、物质文化以及精神生活。
21级“思勉班”李昔芹:
平遥古城中有不少的庙宇,城隍庙和文庙中已然游人如织,还有两座教堂(平遥基督教堂,安家街天主堂)位于主要街道之外,我参观了其中的天主堂。参观时为周五,将近上午十点,由于非礼拜时间,教堂外的铁门还上着锁。我在周围徘徊了一会,恰巧遇到管理人员前来例行查看。教堂外门边贴着春联来歌颂他们的信仰,春联本身已经残破,有些字迹无法辨认;院中的路德圣母像边开着许多繁盛和未经打理的花,就如同在普通的农家院子里。正好遇到一位从北京来的教徒,从她与管理人员的聊天中得知,教堂还维持着日常的信仰活动,即使经费吃紧。所见也确实如此,教堂内的坐席还放置有各位信徒的物品,那位北京的教徒进门前也能容易地找到摆放好的圣水来划十字。对于中国本土基督教徒的口述史研究,沈艾娣所提供的范例正是围绕着山西的洞儿沟村(与平遥相距六七十公里)。沈艾娣将晋商视为外来宗教得以传播的重要原因,而在以晋商文化为金字招牌的平遥古城,现今仍存在活着的宗教信仰,也许能够说明,沈艾娣的研究固然如其本人所述“远远无法代表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但在相距不远的晋中,仍然有相似的宗教群体可供研究。平遥古城注重晋商文化,当地现存的基督教徒的现实和信仰处境如何?这一群体多大程度上能够称为信仰共同体?他们之间是否有一些代际相传的共同记忆?如果有,这种共同体的记忆又是如何叙述和建构的?在短暂的旅程中,这些问题几乎无法得到解答,但毕竟显露了萌芽,对我而言,也许这就是实地探访的意义所在。
第二次坐长途火车去西安,相比于上次的匆匆过路,这次的车程虽然童声喧闹,但我却多了一份观览窗外风景的心思。从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跨入第二级阶梯,虽然无法直接感受到海拔的升高,但地貌的变化却是非常明显。狭长的山脊,黄土组成的高原,都给人壮阔之感,迥异于淮扬。重新踏上西安的城墙,历史感怀与个人生命记忆夹杂的感受难以形容。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全新的体验:登山观览山河表里的潼关,方才明白什么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黄河等三条水道交汇的奇景仍在眼前。另一些体验则来自于风土人情:日暮下的钟鼓楼美不胜收,夜晚的鼓楼广场、洒金桥、回民街热闹非凡。历史在给这座城市留下深厚记忆的同时,也成为了沉重的包袱。城市建设随时面临古迹发掘保护的问题,市民谈起西安言必称周秦汉唐。然而民众眼中的历史,更多是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值得称道的文化名片。作为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促使我们追问,历史究竟是什么。之后将会参加公众史学课程,希望带着这份思考,能有所发现。
在西安,“历史”仿佛有很多含义。“历史”是一些现实中现象的根源,这些现象时刻都在影响着我们。比如在西安,墓葬几乎“随处可见”,这成为城市建设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难题。“历史”也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消费符号,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华清池或者唐三彩,都可以象征盛唐。盛大与华丽会被不断想象与放大,仿佛长安只存在过盛唐。与诸多火爆景点相比,汉景帝的阳陵显得默默无闻,格外宁静。或许“历史”在西安经历了一个被选择的过程,并最终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一种面目模糊的话语。细节则掩映在西安繁华夜色的灯火阑珊处。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怎能不让人久久思考?平遥古城拥有着湛蓝的天空,四条宽阔的主街与古城内遍布的小巷风貌迥然不同。小巷往往狭窄甚至逼仄,旅游车穿行其间,不时卷起沙尘,道路两侧均为未经系统修缮的老建筑。
这次西安和平遥之行让我收获良多。首先,从江南穿越半个中国来到祖国的西北地区,我体验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物候和人情风貌。西安是一个历史底蕴丰厚的城市,考察期间我们参观了多所不同主题的博物馆,既对从前只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也亲眼见到了许多文物,学习通过一手资料研究历史,了解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工作。西安考察期间还有幸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前往陕西师范大学参与座谈会,了解到其他大学对历史系学生的培养模式,与历史系的同学们深入交流,在互相学习中受益匪浅。西安也是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我们登上古城墙,眺望大雁塔,用脚步丈量过去;我们来到黄河边,站在三省交汇之处,黄沙湮没了潼关古城的遗迹。在街头巷尾,是西安古典与现代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繁华的夜市、身着汉服的游客、城墙下路演的乐队、在人流息壤中穿梭的三轮车,各种不同的文化景象在这里共生,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这座奇妙的城市上演着。平遥古城与西安城相比,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业在这里和谐共存。作为一座以旅游业为主的小城,平遥古城的商业化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它又保留了镖局、票号、文庙、县署等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建筑,向外来人传递着独有的晋文化。这次考察丰富了我“行万里路”的学习经历,亲身感受了西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开拓了认知和眼界,这样的考察学习对我们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历史大有裨益,也希望可以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多多参与和学习。
西安城和平遥古城的城市设计使我印象深刻。首先是城墙,生长于同样有实体城墙留存的南方县城,这种方正的城墙分布格局对比于家乡依山水或沿山势的不规则城墙分布显示出平原地区建城的独有的恢弘、板正的气势。本次考察的西安城和平遥古城,基本保持明清时期的建制,因而对其城市布局的考察可以观察清代北方平原城市建制的基本模式。考察队在11号徒步西安城墙,在将近15米的宽的城墙上可以直观感受城外的高楼与城内低矮的建筑。住在鼓楼附近的优越地理位置优势给了我晚上徒步西安城的可能。步行至鼓楼地区,往西南方向可以至钟楼。以钟楼为核心,辐射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满城以北大街和东大街为西、南侧边,大致占西安城的三分之一。如今的满城区域也是西安城内的重要地区,原八旗校场现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同时清代西安城内的街道命名综合运用数字方位等排列组合的方式,也延续到如今城内的东六路、东七路等安排上。考察队于13号至位于太原盆地东南的平遥古城。由于地势平坦,该古城的设计极尽北方城市设计理论。城墙和城墙外的护城河形状方正,小部分根据风水设计出灵龟的头部四肢。以市楼为中心延伸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并设计出与城墙平行的多条巷道。可以看出这些城市布局遵循着中轴对称等城市设计理念,同时也根据实际需要形成了复杂的分布体系,在此无法一一加以罗列。对西安和平遥城的考察让我得以深入了解这些以往只在教科书上理解的区域的人文与地理,这次考察同样也激发我我对诸如清真寺、地方信仰等内容的探究兴趣。这次出行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
在西安—平遥的考察行程中,我们在历史中行走亦是在行走中寻找历史。7月12日,我们以参观帝陵为主,上午主要参观的是汉景帝的阳陵。阳陵的建造规模体制是汉代帝陵建造逐渐规模化的开始,同时也体现出汉代生死观的变化,生死观念的概念也影响了随葬品内容的变化。在阳陵中我们看到大量充满生活气息的随葬品,有大量的人形陶俑、牲畜的模型以及车马队伍的模型。除了印证生死观的变化外,阳陵中的陶俑数量也为帝陵的模式化、规模化建造提供了依据。参观完阳陵后我们乘坐大巴前往乾陵。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永泰公主墓,通过一个极陡的下坡,我们再次进入地下世界,走向墓室,沿路的墙上壁画依稀可见,同时途中偶尔会有小橱窗展示文物。曾经的墓门的地方如今已是空荡无阻拦,棺椁上的花纹依旧清晰可见,只是周围墙壁已被毁坏大半,只能隐约看出曾经绘制的星空图。在乾陵主陵,我们主要考察了《无字碑》和《述圣纪碑》,在雨水打湿碑身前成功找到了《郎君行记》的碑文,并认读出部分石刻的落款与日期。7月13日,我们乘高铁前往山西平遥古城,先后参观了平遥古城的镖局、协同庆票号和县衙旧址。最后一天,我们由迎薰门登上了古城南城墙,观赏古城布局与如今的建筑风貌。而后参观文庙,平遥古城的文庙整体设计布局修整良好,与《光绪平遥县志》(光绪八年刻本)中记载的平遥文庙图大体相似,只是殿内保存的物件以及场外布景依旧与其他许多地方的文庙相似,鲜见过去的痕迹,或许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在这次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活动中无论是在与师长同学的交流中还是在实地亲身体验到不同的文化、风景和人情,我都受益匪浅。在实地行走中我切身感受到历史的层累堆积,而这些体验与学习到的新的知识方法都会为以后的学习提供素材与思路。
能在系里的带领下前往西北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印象的长途火车分别开往武汉与长沙,同纬度或是向南。一路上山脉和丘陵常伴左右。因此,从未踏足华北平原的我对长达两小时无山的旅程感到震撼。然而列车驶过郑州后,地势的变化来得如此突然。随着作物、地形等一切景观的急剧变化,列车跨上了地势的第二级阶梯。沿着黄河,踩着太行和吕梁的尾巴,黄土高原这个曾经遥远的名词来到了面前。来到西安后,“黄土高原”更多地存在于干燥的空气与飘香的美食中。几天来我对这座城市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小吃街的无处不在,似乎这座城市就是为了游客存在。然而当我真正走进人们生活的小巷,才发现一切喧闹都被屏蔽,路边随处坐着的老人们仿佛观察一种珍稀物种般凝视着我。那一刻,究竟谁是被观光者?但在生活之外,这无疑是一座虔诚庄严的城市。同样地,平生第一次目睹甚至进入阳陵这样的巨大墓葬,将视线投进陪葬坑的那一刻,只能感到一阵战栗传遍全身;来到乾陵,无字碑与双峰也让书本上的照片真正呈现在了自己面前。在城墙上骑行的我不禁陶醉于这种感受:那是时空的联结。在结束平遥古城梦一般的旅程回到家后,偶然翻到阮仪三先生的口述史,正是关于平遥古城的保护与修复,以及适当的开发。至此才明白,每一座留下来的古城都是前辈们满身泥泞、身体力行的努力成果。而如何让古城和居民的生活有机结合,则是一个更加沉重的课题。亲自踏入古城,再了解背后的故事,时空联结的奇妙感难以言喻。我想,“行走历史”与“田野调查”的意义正在于此。
在本次西安—平遥一线的访学考察中,我对参观西安博物院的经历印象深刻。我们重点参观了博物馆基本陈列中的“千年古都”和“帝都万象”两个专题藏馆。“千年古都”的主题是对西安自西周至明清城市变化的梳理。如今的城池是在历经唐末战乱摧残后的古长安城旧址上缩建的“新城”,宋、金时期称京兆府,元朝称奉元路,直至洪武二年改称西安府后,“西安”作为这一地区的形成划分名称才一直传用至今。从地图上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历史时期西安城池位置的变化,也能通过详尽的唐朝长安城建筑图与如今的古迹进行对比,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变迁轨迹。“帝都万象”展馆以时间为线索,通过展陈文物讲述自周秦伊始的西安城历史。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文物是一件唐代三彩胡人腾空马陶瓷,该文物由胡人骑马俑和腾空飞奔之马两个造型组成:马身赭黄色,间白斑纹,呈飞腾之势;马背上有着深蓝色圆领袍的胡人俑,身后有一白、黄、绿相间的行囊包;通过这一造型,可以看到在唐朝包罗万象的文化背景下,胡人奔放不羁的特点也融入了长安城的角角落落,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的过程,体现着大唐文化的包容并蓄。经过此次西安游学考察,我终于切身体会到这座千年古都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见证了中华文明崛起的步伐,其中蕴含的丰富精神文化遗存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财富。
此次考察中,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平遥古城的所见所闻。平遥古城的特点之一就是强烈的时空错位感,明清的历史遗迹、民国的文化残留(表现为题字等)、共和国早期的标语和建筑,种种历史时期的印记错落地集中在这个三里见方的小城中。平遥作为中国第一家钱庄所在地,在清代有着非常发达的金融业。我们参观了协同庆钱庄下的金库(不过其内部构造似乎没有一点保留原来的样子),以及押运货物的镖局。这可以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清代如无外部干预,是否有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或其他非小农经济的经济形式。平遥古城中今天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十字形的东南西北大街,以及城门附近游客来往较多的一带。可是往巷子中稍微走走,看到的却是与主干道完全不同的破败景象,而且到处都是脚手架和施工材料堆放着,不知是在改建还是在拆除。问问古镇中的老人,说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流失,只是在古镇旅游业发展起来后才为年轻人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个现象引起的思考是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改造的问题;也使我想到了淮安利用历史资源打造旅游城市的失败案例。总而言之,平遥古城之行不仅带给我丰富的历史知识,更使我产生深刻的现实思考。
在结束了为期四天的淮扬运河历史行走后,我们乘着高铁,一路由江南驶向西北。因为从未有过时间上将近6个小时、空间上几乎跨越半个中国的高铁乘坐经历,窗外地貌和景观的变化,于我而言是新奇甚至是震撼的。从长三角反射着白光的水田,到华北稍微裸露着黄土的草地,高铁将近陕西时,平坦的地表变成了层层梯田。高铁途经黄河一角,从未亲眼见过黄河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母亲河”的震撼:裹挟着泥沙的黄河水不同于南方的江河,从远处便可见其黄色,别有一番风味。到达西安后,令我震惊的是西安不愧是十三朝古都,考古工地随处可见。在老师与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西安博物馆、碑林博物馆、阳陵、乾陵和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等。尽管正值旅游旺季,处处可见人头,但通过实地的历史行走,我对于课堂所学的内容和行走前所预习的论文资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站在潼关黄河码头边,概念中的黄河在眼前突然变得真实,人在此间也变得渺小。登上还未开放的潼关博物馆望远,不禁感慨天地之高远,宇宙之无穷。
三年前,为了完成我的学年论文,我跟随李文杰老师前往杭州,对杭州原有的驻防城和历史文化进行考察,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历史学生对中国某一地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迁进行实地的考察,后来又多次前往杭州查档,让我更好的理解了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一句话,对于历史研究和关注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而在三年后的七月,我作为助教,再次跟随导师和师兄师姐带21级学弟学妹们行走历史。从扬州到淮安,再到西安、潼关、平遥,与学弟学妹们共同学习。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从江南地区到西域,从秦汉到隋唐、再到近代,用双脚去丈量历史的尺度。在淮扬感受大运河的澎湃,在西安体会秦汉王朝的辉煌,在平遥感悟明清至今的小民的生活。从恢弘浩荡的王朝史话,到升斗小民的悲喜与日常,作为历史人关注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行走在西安和平遥的小巷,在体悟历史文化的同时感受组成历史绚丽画卷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几天下来,不说历史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认识亦或其他方面的成长,在关注点和心态上的转变已是非常宝贵的礼物,我哭死!
“同精巧秀丽的南方民居相比,平遥古城兼具了华丽大气与安全舒适的特点”。这是人教版高中历史选修教材《世界文化遗产荟萃》对于平遥古城的评价,当时忙于背诵的我并不清楚这句评价的分量,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城市。某种意义上,现代城市比起一个古城更加适配“华丽大气”和“安全舒适”这两个词。平遥确实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却在记忆中留存下一种难以忘怀的舒适感,绵长,回甘。站在南大街的一端就能望见平遥的中心——市楼,此后走的每一步都在向它靠近:一条能望到头的路给居民带来的绝对不是狭小和自卑,而是安定与坚实,以及一份有始有终的豁达。从地图上看西安、平遥,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极为工整的几何图形,里面的街道四通八达、横平竖直,几乎排除了任何自然条件的干涉,文明的力量在这些北方城镇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首对人类的颂歌,对劳动人民智慧的赞礼,对民族共同价值信仰的肯定;它强调的不是“征服”,而是“表达”。这才是“大气”的内涵,温和而坚定,克制又豪迈。镖局、日升昌、协同庆、文庙、城隍庙……这些现在被称为景点的地方依然舒适地融入街景环境中,没有向来往游客大喊大叫地宣示着自己的与众不同。身处民居之中仿佛能看到平遥曾经的多么辉煌,这种“华丽”又不同于西安、北京那种带着皇家权威的压迫感象征,它扎扎实实地落在大地上的,和其他的农民、工匠共享一片水平线,看同一片日出月落。这里的热闹不难想象,也不孤独,因此来到平遥的人都会情不自禁欢喜起来。伟丽不必要史诗的遥远,故事也并非语言与文学的编织,只有当我们看见的时候,神话才在人类的泥土中生根发芽。
南客院中风月,冲茶谈春秋。
门海笑纳苍穹,清檐展书读。
曾经一纸换千金,谁问城门几丈高?